1942年7月12日夜晚，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桂林城盡管是炎熱的夏季，但街上卻看不到一個納涼的人，盛夏的悶熱讓人窒息，空氣仿佛凝結了。
在桂林逸仙中學校園內，蘇蔓的宿舍房門緊閉，屋里一片寂靜。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三人在留下了“不自由，毋寧死!”幾個訣別大字后，并排自縊，吊在了床后的磚墻上••••••那一年，蘇蔓28歲，羅文坤26歲，張海萍25歲。
他們為何要集體自殺呢?他們究竟是干什么的?
蘇蔓、羅文坤、張海萍三烈士生前留影
蘇蔓，原名蘇裕源，1914年元月出生于廣西蒼梧縣夏郢鎮鳳凰村的一個封建家庭。他自幼聰明好學，品學兼優。
羅文坤又名羅嫻，1917年出生于廣西蒼梧縣京南鎮純沖村。蘇蔓、羅文坤在廣州求學期間，國家正處于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之下。為尋求救國真理，蘇蔓和羅文坤與-些熱血青年組織了一個“曙光社”讀書會。他們認真閱讀進步書籍，比如《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思想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革命理論的啟迪下，他們進步很快，相同的興趣和志向使蘇蔓和羅文坤心心相印，1935年他們結為夫妻，同年一起到日本求學， 并加入了當地留學生進步組織。1936年蘇蔓在日本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3月和5月蘇蔓和羅文坤先后回國，繼續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工作表現非常出色。當年，羅文坤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張海萍，原名張妙靈，1917年生于廣東東莞縣篁村鄉。自幼熱情活潑，堅強自信，勤奮好學。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她參加了黨領導的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從事公開的抗日救亡活動。街頭、學校、工廠、農村到處留下了她抗日救亡活動的足跡。
1940年8月，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到達桂林。蘇蔓先在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任政治指導員，后任中共廣西省工委副書記，同時秘密舉辦了多期黨員訓練班，使廣西地下黨組織不斷發展與鞏固。羅文坤任中共桂林市委書記，兼任廣西省委婦女部長。任職期間，她積極組織婦女運動，領導大中學校、工廠、三青團的黨支部，指導學生自治會、抗敵后援會等群眾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積極推動桂林的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1941年元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政治形勢急劇逆轉，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氣焰囂張，抗日救亡運動受到限制。皖南事變后白色恐怖籠罩著廣西，特務活動異常猖狂，中共黨組織處于極端危險的環境中。為了避免發生意外，當時任中共桂林市委書記的羅文坤，遵照黨中央為適應形勢而制定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同年9月，羅文坤與丈夫蘇蔓到桂林逸仙中學任教，以“教師”這個公開的身份作掩護，從事中共地下黨的秘密工作。張海萍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駐桂林交通員，到達桂林后，她先在廣西省新生活運動婦女委員會工作，主要為抗日救亡活動作宣傳，后因引起了特務的注意，她脫離了本職工作。隨后利用同鄉的關系，進入逸仙中學執教，與蘇蔓、羅文坤一起從事秘密地下黨工作。
1942年5月，“南委”組織部長郭潛被捕叛變�！澳衔睓C關遭到嚴重破壞。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密令桂系當局執行破壞共產黨廣西地下黨組織的行動，并派特務莊尚之(莊祖芳)到桂林親自指揮。7月9日，由于叛徒的出賣，蘇蔓、羅文坤、張海萍三人連同其他一些地下黨員相繼被捕。這就是桂林歷史上的“七九”事件。
蘇蔓、羅文坤、張海萍被捕的當天晚上，被特務蒙住雙眼，押往桂林龍隱巖刑訊拷問。敵人企圖從他們身上找到突破口，一舉摧毀在桂林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狡猾的敵人首先進行誘降逼供，在遭到痛斥和拒絕后原形畢露，對蘇蔓動用各種酷刑:剝光蘇蔓的衣服，用皮鞭猛烈抽打。坐“老虎凳”，用燒得通紅的烙鐵摧殘他的身軀，甚至施以更加殘酷的吊刑。蘇蔓受刑時慘烈的叫聲劃破星空，撕裂了黑夜的寧靜，連附近的居民都感到毛骨悚然。在長達數小時的酷刑中，蘇蔓多次昏死，又多次被冷水潑醒，但他始終咬緊牙關，沒有吐露半點機密。兇殘的敵人未撈到一絲“油水”后，一計不成，又施一計。他們把羅文坤帶到備受摧殘的丈夫蘇蔓跟前，企圖以親情摧毀他們的意志。面對遍體鱗傷，奄奄一息的蘇蔓，羅文坤心如刀絞，幾度昏厥。此時，只要她一句話，丈夫就可免遭酷刑。但是作為蘇蔓的妻子、戰友，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她沒有向敵人屈服。敵人從她的口中得到的回答是:“打吧，殺吧，共產黨人是不會被趕盡殺絕的……”
帶血的刑具沒有摧毀三位共產黨員如鋼鐵般的意志，以至反動派特務在報告中無可奈何地寫道:“通宵達旦，未嘗休息，而犯人們仍頡頏不認，亦不悔悟�！睌橙藱C關算盡，仍一無所獲，于是使出了最后一招:“放長線，釣大魚”。
特務把蘇蔓、羅文坤、張海萍放回逸仙中學，嚴密監視。他們三人清楚地意識到敵人正在導演的是假釋的圈套，企圖誘捕前來接頭的地下黨員。由于蘇蔓和羅文坤身負重任，黨組織隨時都有可能派人和他們取得聯系，前來接頭的地下黨員一旦被敵人發現，后果不堪設想。萬分緊急關頭，三位青春正茂的年輕人經過慎重的思考:在完全失去自由，無法與外界取得任何聯系的情況下，是茍延殘喘地活著，還是舍身成仁？在進行了反復思考、商量和思想斗爭后，他們最終選擇了集體自殺這種最為悲壯的方式向外界發出警報，徹底粉碎敵人“放長線，釣大魚”的陰謀詭計。
1942年7月12日，三位青春正茂的年輕人在蘇蔓的宿舍里從容地為學生批改試卷，收拾書籍、整理容裝。他們沉著鎮定，仿佛為執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而做著準備。張海萍倚坐在書桌旁，娟秀的臉龐異常嚴肅，她給在韶關的哥哥張高科寫絕筆信:“親愛的哥哥，我走了，你要照顧好家人，我希望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能換來更多人的自由�！松怨耪l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永別了，親愛的哥哥!”
就這樣，出現了故事開頭描寫的那幕:那個晚上，蘇蔓的宿舍燈光通明。那個晚上，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三人在蘇蔓的寢室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事情發生后，國民黨的喉舌《掃蕩報》妄圖掩蓋事實真相，詆毀烈士的形象，竟然報道污蔑這是一起“桃色事件”。這恰恰為在廣西和桂林的地下黨組織通報了消息。很快，敵人發覺此舉的愚蠢，立即下令收繳當日的報紙，但已經太遲了。
“七九”事件發生后，由于蘇蔓、羅文坤和張海萍的壯烈行動起到報警作用，廣西省工委書記錢興迅速向靈川轉移，并及時通知可能暴露的黨員迅速轉移或隱蔽起來，保存了黨的力量。
1943年2月7日，中共廣西省工委發出《為反對頑固反共分子繼續摧殘告全體同志書》，沉痛悼念蘇、羅、張三烈士，號召全體黨員“學習蘇、羅、張三同志寧死不屈的精神來保存革命實力”。
1989年7月，為了永久紀念三烈士，桂林市人民政府在堯山南麓建立了三烈士紀念碑，這座紀念碑寄托著人們對三烈士的無限哀思。每當清明時節，無數的群眾和學生自發來到紀念碑前，瞻仰和緬懷他們。他們用青春和生命保衛了黨組織，他們追求真理，實現理想，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把死的痛苦留給自己的高尚情懷，將永遠在人們心中傳頌。（來源：中共廣西區委黨史研究室2015年編《溫故——桂林抗戰文化城故事讀本》）